梵蒂岡和北京的「復交」 虞和芳 1.3.18.

梵蒂岡和北京的「復交」               虞和芳                  1.3.18.

梵蒂岡和北京的「復交」是不少人關心和矚目的一件大事。

今天讀到前戴瑞明大使寄來的一篇文，很值得我們一讀來了解這件中梵歷史上的經過和展望。

戴大使為前駐梵蒂岡任職8年的中華民國的大使，西歐唯一承認台灣並有大使來往的國家是梵蒂岡。他對梵蒂岡的情況，跟中國建交的歷史瞭若指掌。此文他追述梵蒂岡跟中國建交的歷史背景，曾經衝突之處，目前梵蒂岡與北京商討「復交」的情況；雙方達成「復交」的癥結和彼此相合相通之處；對中梵「復交」的展望。

這是一篇中梵建交重要歷史、政治、宗教、的分析文章。

全文錄下於後，請分享。          

梵蒂岡急於與北京「復交」  

前駐教廷大使戴瑞明

今年春節前，大眾傳播媒體盛傳，中梵將在短期內就解決天主教會「主教任命」問題簽署協議，以促進大陸天主教會內部的團結，並為中梵關係「正常化」「鋪路」。接著傳出教廷為了謀求忠於教宗的「地下教會」與忠於政府支持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信仰上的「共融」與「合一」，又要求兩位受教宗任命的「合法主教」(其中一位已高齡八十八歲)讓位給「愛國教會」選任的主教。因此，中梵可能即將「恢復」外交關係的傳言，便甚囂塵上。

其實，自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把亞洲定為天主教會在二十一世紀福傳的重點目標之後，中梵復交一直是教廷最大的願望，祇是時間早晚而已，因為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近十四億中國的羊群，是身為牧者的教宗要看顧的最大羊群。教廷一直自稱為「宗教實體」，關心的對象是「人類」，而不是世俗的「國家」。「外交」祇是達到方便傳播福音的「手段」，而非「目的」。中梵「復交」，教廷急，中共不急。

教廷急的原因，是羅馬天主教會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教育訓練出來的大陸神甫及透過秘密方式任命的主教逐漸老邁凋零，深恐可能因此疏遠、甚至中斷了羅馬天主教會與中國天主教會之間的精神聯繫紐帶。教廷的急，可從兩次重大宣示以見：其一為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後，教廷立即召回台北的「教廷駐中國大使館」葛錫迪大使，改由「臨時代辦」代館迄今，已有四十七年之久，旨在向中共示好，傳遞隨時願意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復交的訊息。其二為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當時的教廷國務卿蘇達諾樞機主教更公開發表了「遷館論」，表示如果中共願意，在台北的「教廷駐中國大使館」可以立即搬遷到北京去。用意十分明顯，教廷希望儘速與北京政府復交建立直接正式的溝通管道。教廷一再強調與中國的關係是基於「一個中國」政策的關係，沒有「斷交」或「建交」的問題。且此舉完全是為了在大陸的福傳及大陸的教友，並非背棄台北的「政府」或台灣的「教友」，因為宗教信仰自由早已在台灣社會中內化了，有無外交關係都是不會改變的，況且台灣的教友與大陸的教友都是主內的兄弟姐妹，理應互諒互愛。

對中共而言，中梵「復交」卻不急，因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追求經濟成長，改善人民生活，必須「穩定第一」，深恐源自西方的天主教會像十九世紀中英鴉片戰爭之後殖民帝國主義的列強一樣，再度利用宗教作為干涉中國內政的工具。因此，中共一方面在「建政」之初就建立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驅逐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致力培養中國籍的神職人員來向中國信徒傳播福音；另一方面為了紓解西方要求宗教自由的外來壓力，乃制定了嚴苛的中梵復交「先決條件」：即第一，必須先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第二是梵方不得以宗教作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原因是中共認定其社會的發展階段，目前還不到像西方社會那樣可以完全放任宗教信仰自由的時候。

惟新近大陸習近平主席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羅馬天主教會追求「人類團結，世界和平」的普世價值，不謀而合。中梵雙方是否會因此加速「復交」的步調，尚有待觀察。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由於中梵文化傳統觀念的差異：一個是著重心靈層面的「宗教實體」，一個是著重世俗國家利益的「政治實體」；一個是關心全人類精神生活的「普世教會」，一個是具有天下一家觀念的「文明大國」，雙方都有「天朝上國」的傳統觀念，在彼此交往過程中難免發生磨擦。在歷史上，中梵之間最嚴重的一次衝突是「中國禮儀之爭」。由於東西方認知的不同，一七Ｏ四年教宗克萊門十一世片面斷然頒佈有關不准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認為祭典有違天主教「教義」，引起向來歡迎天主教士的康熙皇帝之不滿，到了乾隆、嘉慶皇帝年代，更多次下令「禁教」，驅逐外來傳教士，導致中梵政教的衝突。

令人慶幸的是，教宗庇護十一世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任命義大利人剛恆毅總主教為第一任駐華「宗座代表」，作為教宗駐中國的私人代表。剛氏熱愛中華文化，認同早年「耶穌會」利瑪竇神父傳播福音應該尊重中國風俗習慣及儒家文化的「在地化」理念。剛氏更認為傳播福音宜由中國人自己來擔負，破例建立了以中國人為主體的修會 ─「天主教主徒會」，並為中國天主教會選任了六位由羅馬教宗親自「祝聖」的中國主教，對中梵關係的改善，貢獻良多。一九三三年剛氏奉調返梵升任「傳信部」的祕書長，在他的努力下說服了庇護十二世，於一九三九年主動下令撤銷不准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結束了中梵間長達二百三十五年的「禮義之爭」。為一九四二年教廷與國民政府建立中梵外交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九四九年中國因內戰而分裂，中共因教廷反共而斷絕交往，至今政教衝突已近七十年。面對台海兩岸「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現狀，教廷為了實現在大陸福傳的願望，勢須再次調整教宗說了算的「自以為是」心態，與北京政府妥協、和解。當今教宗方濟各與四百多年前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神父一樣，屬於透過文化教育傳播福音的天主教的「耶穌會」，不會「自以為是」，不會有「教權」高於「政權」的霸道觀念。外傳教廷不會再視由愛國教會神父、修女、修士及教友選出來管理教會的大陸主教為「非法主教」，原因是「教會法」中亦有可經教宗「認可」的條款。由此以見，雙方似有相互尊重、各讓一步的和解跡象。

最近，教廷國務卿帕洛林樞機主教的談話一再強調，中國大陸的「主教」沒有「合法」「非法」的問題：大陸的天主教會也不是「兩個不同教會」，而是「一個教會兩個團體」：更不應再分「地下教會」與「愛國教會」，而都是「愛教愛國」的天主教會 ─ 一個共融、合一的「天主教會」，因為今日大陸的天主教友都信奉同樣的「教義」，同一部「聖經」，同一位「教宗」，這是一種讓過去的成為過去的前瞻看法與做法。

至於將來由大陸一百多位主教所組成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是否在「教義上」聽命於教廷；而在「管理上」接受北京官方支持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節制，則未見中梵雙方有所透露，還需耐心等待。

2018-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