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eck教授在Covid-19蔓延後寫的一文“東方敵人”的刻板印象 虞和芳 17.4.2020發佈

Roeck教授在Covid-19蔓延後寫的一文“東方敵人”的刻板印象 虞和芳 17.4.2020發佈 這是一篇非常傑出分析西方對東方偏見的文。原文為德文,刊登在瑞士"Neue Zürcher Zeitung"(Chin.新蘇黎世報). 虞和芳將它翻譯成中文 Bernd Roeck 教授在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在"Neue Zürcher Zeitung"內意見與討論欄下寫的一篇文 Das Stereotyp vom «orientalischen Feind» “東方敵人”的刻板印象Das rassistische Klischee von der «gelben Gefahr» kann im Westen leicht wieder mobilisiert werden, wie die Corona-Krise zeigt. Es ist noch nicht so alt. Gastkommentar von Bernd Roeck正如 Corona-Krise 冠性病毒危機所顯示的那樣，“黃色危機”的種族主義很容易在西方掀動起來。 它並不算怎麼長久。 來賓Bernd Roeck的評論 數週前，當冠狀病毒從武漢傳播到中國，然後傳播到韓國和日本時，對亞洲血統人們的偏見開始席捲全球。有人在紐約地鐵上向一名亞洲年輕人噴灑消毒劑。在澳大利亞和英國，德國和意大利對亞洲人的虐待和暴力行為都有報導，瑞士也經歷了此類事件。 刻板印象引起共鳴Stereotyp Resonanz 它提到了現實情況。因為在中世紀“東方”，經常是疫病流行的溫床。 1232年，據說瘟疫在中國肆虐，僅開封就有100萬人喪生。黑死病，1347/48年的瘟疫大流行，也來自中亞，在遠東的特大城市中也越來越恐怖。Florentiner 的編年Chronist 編年史家Matteo Villani當時指出，根據“上帝的絕對意志” «absoluten Willen Gottes»，“瘟疫”已經在中國，印度北部和大洋沿岸的其他地區蔓延。在短短一年內，此流行病已蔓延到亞洲的三分之一。在歐洲，它首先到達西西里島和意大利的港口城市，然後遍及整個國家，它繼續轉移到德國，法國和西班牙。據估計，當時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淪為受害者 各地的死亡率都不一樣。在所有地方的意大利，目前是 Corona-Pandemie大流行的重點之一。米蘭是受害人數相對較少的城市。原因是市政府嚴格的施行檢疫措施，封鎖那些感染者監禁區域的房屋和門窗。 Drei Jahre unterwegs 路上歷經三年的時間 天氣似乎對Pestbakteriums疫病細菌的傳播至關重要。病原體曾經在有利的氣候下大量繁殖；溫度一下降，就變得很危險。在瘟疫爆發之前，中國遭受到極端寒冷，颱風，冰雹和洪水的襲擊。蚱蜢侵襲稻田成光禿禿之地。由於作為細菌宿主的囓齒動物的食物減少並大量死亡，牠們的跳蚤也失去了宿主動物。因此，它們尋找新的受害者。他們跳上駱駝和人類，用叮咬感染他們。 Oslo 大學的研究員和聯邦森林，雪地和景觀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最近認為， Pestbakterium疫病細菌從未真正在歐洲找到它的家鄉。相反，它必須一次又一次從亞洲進口。對14世紀至19世紀瘟疫暴發的調查表明，亞洲惡劣天氣時期與隨後的歐洲瘟疫暴發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跳蚤作為乘船的老鼠和被感染的駱駝在絲綢之路和西邊的海洋中旅行。到達歐洲大陸花費相應的時間，大約三年。眾所周知，在 Coronavirus 首次出現後的幾週內完成了相同的距離。駱駝比飛機更休閒。 一些流行病以懷疑其起源的國家命名：梅毒，可能是美國征服者的紀念品，在1494年法國查理八世的意大利火車上爆發後被稱為“法國病”。 自15世紀末以來，神秘的«Englische Schweiss»“英國汗熱病”就一直困擾不列顛島，而它的起源鮮為人知。在16世紀，非洲大陸的城市也遭受到數次侵襲潮流。對其它流行病的起源了解更多。例如，天花在史前時期就侵襲非洲。它們轉移到印度和中國。大概是羅馬軍隊從中東乘馬車到歐洲旅行，然後歐洲人又將病毒運送到Karibik加勒比克和美洲大陸，數百萬人因此喪生。 霍亂再次起源於亞洲。在印度，基督教時代之前就曾遇到過這種疾病，但是直到19世紀，新的流行病才開始流行。首先，它前往東非和中國，另一波浪潮於1831年將它帶到歐洲，再從那裡帶到美國。歐洲殖民大國擴散此疫病。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時，英軍將病原體從Bengalen 孟加拉運到中國。最近一次霍亂大流行是暫時發生的，這是1961年。它繼續並在非洲，也門和海地生存。 霍亂和其他流行病的蔓延已經並且正在人口聚集和惡劣的衛生條件得到擴散。有人懷疑這些聯繫早在中世紀。顯示出嚴格的隔離措施和消除難聞氣味的努力，畢竟人們相信它帶有這種疾病的病菌。因此，早期的現代杜松樹枝在街道上被燒毀，它們的氣味不僅消除了“鼠疫氣息”，還消除了老鼠的氣味，因此這項措施實際上有所幫助。 Jemand muss schuld sein 必須有人是有罪 此外，還發明了肇事者。在黑病死時期，猶太人為«Christusmörder» “基督的謀殺者”和基督教的敵人毒害了井。在16世紀中葉左右，小冰河時期的氣候低谷，寒冷多雨的夏天和漫長的冬天變得明顯時，女巫和巫師被認定為“有罪”。他們應該對惡劣的天氣及其後果負責-歉收，通貨膨脹，飢餓和“瘟疫”。據保守估計，在16至18世紀之間，大約有60,000人被處決。所有災難的真正原因是人民的罪惡。瘟疫是上帝的懲罰。因此，悔改和祈禱是避免疫病的最佳手段。替罪羔羊保持有用的功能。一如既往，他們解除社區的罪惡感。他們為具體行動開闢了機會。對抗小冰河世紀無能為力，對抗瘟疫也無能為力。另一方面，猶太人可能被驅逐出境或被謀殺，女巫和巫師被燒死，斬首或絞死。 直到19世紀，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才被判有罪。隨著第二次霍亂大流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人們看到了“東方敵人“並稱其為«einen Tod, den Indien sendet».“印度派遣的死亡”。西方的黑暗“文明”和優於“悶熱的東方”滋長偏見。Ferdinand Robert在1832年出版的«Cholerabuch» “霍亂書”中描述“東方主義者和中國人”，他們通過過度喝茶和咖啡來“削弱和放鬆”自己和消化器官，因此很容易成為該疾病的獵物。 直到19世紀下半葉，在“西方”地區幾乎找不到亞洲人。現在，隨著越來越多的移民湧入，中國人和後來的日本人也變得越來越成為西方的敵對者。首先，最主要的是擔心廉價勞動力和大宗商品的競爭對“白人勞動力”的威脅。自1860年代以來，種族主義語氣也被用於反華集會中。正如歷史學家Heinz Gollwitz所寫，移民的居住被毀謗為“塵土和腐爛的地方，是惡習和傳染病的滋生地，在衛生上和道德上是對這些國的瘟疫”。這種偏見加深了到本世紀末出現的“黃色危機”的口號，喚起匈奴入侵和蒙古風暴的舊印象。 在霍亂時期的猶太人刻板印象在19世紀重新出現。陰謀論者也懷疑到醫生為疫病的罪人。最重要的是，生活在貧民窟中的飢餓的窮人應該構成感染的風險。無論如何，“好公民”對他們沒有好印象，那是他們會搞革命。此外，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醫療方案的建立：接種疫苗，基於經驗研究的療法以及自1850年左右以來不斷增長的歐洲和美國發展出的衛生運動。隨著世界宗教模式解體，神給人們的處分，人們逐漸意識到流行病是人為災難，因此據文化科學家Olaf Briese稱，既然是人為的災難，也是人能夠來解除此災難。 Der Preis der Globalisierung 全球化的代價 正如愚蠢的人們對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的表現一樣，替罪羔羊的思想並未消失。流行病的發生和蔓延的真正責任，包括當今迫在眉睫的流行病，是許多人都有責任。它與那些未能戰勝貧困並在郊區不曾建立下水道的政客有關。不能及時採取行動，減少或掩蓋流行病風險的政府有責。這跟那些國家元首，沒有做任何控制疫病的措施，卻大言不慚的說，一切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有關。每個無視隔離規則的人都應該受到指責。 最後但仍然很重要的一點是，流行病是現代性升級和密集全球化的副作用。諸如廉價機票或打折遊輪為疫病病毒傳遞擴散。當從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旅行時，Covid-19也是一個偷渡者。因此，流行病隨處可見。我們為開放社會的自由和通透邊界的舒適度付出了代價。我們從Schiller和Beethoven, 那裡了解到，與此同時，所有人實際上已經成為兄弟姐妹。 Bernd Roeck為University of Zurich蘇黎世大學的近代和瑞士近代史的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