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影片引起的一段回憶 虞和芳 6.7.22.發佈

胡適之影片引起的一段回憶 虞和芳 6.7.22.發佈 欣賞家姐轉寄過來的有關2014.06.08【台灣演義】白話文之父 胡適 | Taiwan History - Hu Shih的影片。 胡適之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中國哲學家，精通中外哲學。他提倡白話文，雖然當時受到很多人的反對，即使在我上學的求學時代，還有這方面的辯論聲調。 但無可否認的，白話文文，已在中國文化生根，胡適先生不愧為白話文之父的讚譽。 這使我回憶起大學時代，驚聞胡適之先生過逝。一代偉人，也有這樣離世的一日。但是他的精神永遠存在。 記得當時和一位圖書館系的女同學李慶蘭，我們同住台大第一女生宿舍，要為胡適之先生守靈。胡適之先生的治喪委員會，竟然通知台大錢思亮校長，他晚上9點左右，居然來到，勸說我們返回宿舍。錢校長來，和藹慈祥的要我們敬愛胡適先生，就應當遵守他的為人道德的範典，遵守台大宿舍校規，這樣錢校長送我們返回宿舍。 胡適之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學家。在他過世後，我以白話文寫了一首詩紀念他，登在“曙光文藝”中。這首詩，我早就丟失，可是六十年後，接到當時曙光文藝社楊正雄社長寄來登出來的詩拷貝，這真是人生難得的一場人際間的傳媒關係。 而楊社長的一位友人發表一篇文 《溫州街瑣記28》讀虞和芳〈哀悼胡適之先生〉詩及其他 http://tbnews.com.tw › column （全民專欄/陳天授）《曙光》文藝創辦人楊正雄閱讀拙作《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六)：人文主義與文化篇》，書中有篇〈近代學人1970年代重要著作與胡適的文化記述〉，特別談到有關柏楊先生的作品。 正雄兄告訴我《曙光》文藝早期有位台灣大學念書的作者虞和芳，當1962年 2月 24日胡適先生剛過世的時候，她即在《曙光》文藝(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一首詩〈哀悼胡適之先生〉： 「人生最可悲的莫過於死／而今，您卻對它含笑相迎／您沒有畏懼，沒有不平／安祥地讓它侵蝕您底心靈／／誠然今世仍會有著太陽／而您的去，卻已帶走時代的光芒／您總是泰然處事，穩當安步／任重道遠，您也從不喊苦／您任勞任怨，堅定的做著中流砥柱／我們讚您，嘆您，卻沒人能及您，能和您相比／／您如今去了，棄我們而去，不等待我們而去了／您已得到安寧，然而卻留給我們無窮悲悽／千千萬萬的人，為您墮淚，為您婉惜／只為的您是一代完人，青年導師」。 正雄兄還告訴我，虞和芳就是帶他去溫州街台大宿舍見殷海光，她也是喜歡柏楊作品的讀者，而且與柏楊有點淵源。於是我查閱了1984年3月由星光等出版社發行的《柏楊65：一個早起的蟲兒》，赫然發現有篇雲匡寫〈人性的光輝〉一文有如下的記述(頁47)： 「這本書的主題部分，是由柏楊的九位朋友和他的新夫人以〈柏楊與我〉為題，分別執筆。他們是：孫觀漢、梁上元、梁黎劍虹(梁寒操夫人，上元的母親)、虞和芳、羅祖光、史紫忱、吳覺真、筑音、姚安莉，和張香華(柏楊夫人)。十篇文章中，除孫觀漢一篇曾刊載於台北出版的《愛書人雜誌》，其餘皆未發表過。」 文中另對虞和芳與柏楊的交情有如下記述：還在德國的虞和芳，是台灣到國外留學的，今天〔1984年3月〕也是頗具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她到目前為止，還不曾和柏楊見過面，只有着一份心靈交流的友情。她為柏楊之陷於冤獄，寫過不少詩文，並在德國慕尼黑城廣泛推薦柏楊著作。她說：「柏楊的作品，若以一個字來概括的話，我會舉出『愛』字。他所以甘心背黑鍋，情願冒著生命危險，還是喋喋不休的說話，只是希望我們能向上向善。他自己也說過，何嘗不知道『悶』為上策，但是他的話就是忍不住的向外亂冒。這只因他的一番愛心作祟。 承上述，在柏楊的九位朋友之中，除了虞和芳對於柏楊的因文字獄之災感到不捨之外，我也注意到梁黎劍虹、梁上元的這對母女。1970年代我在輔仁大學與蔡傳志、周玉山、蘇逢田、葉景成、蔡建仁等人，在一起編輯《輔大新聞》時，得有機會曾與梁上元照過面。 由於是大夥同學見面的場合，加上我們編輯的《輔大新聞》，因為有過激烈批評時政，很快地就被迫改組，我們這組編輯群也就散了。我僅知梁上元是梁寒操先生的寶貝千金，但當時寡聞如我者，確實不知梁寒操是何許人也？ 我是在出社會工作多年之後，對於台灣政經體制的結構，和新聞界多所接觸，才清楚梁寒操是國民黨大老，先後擔任過中華日報和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 回想我的青少年時期，因為喜歡閱讀胡適、徐志摩、覃子豪等人的詩，也因結識了台南鄉親詩人正雄兄，幸有《曙光文藝傳奇》機緣，得讀虞和芳〈哀悼胡適之先生〉詩，進而檢視《柏楊65：一個早起的蟲兒》書，更勾起我重溫《輔大新聞》的一段往事來。 感謝家姐轉寄此胡適的影片，不油然使我回憶起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世事說大，很大，說小也很小，與宏觀微觀世界類似。而期間，人和人的機緣際會，真是太奇妙了。 粱上元和我，也透過中國原子能之父孫觀漢教授和柏楊的關係，曾通信相當的勤，幾乎無所不談。她雖然是台大農學院畢業，對古文修養到家，寫的“二十世紀長恨歌”，談及柏楊的冤獄，動人心弦。 上元跟我妹妹和芸同屆台大農學院畢業，小我六歲，她們當時都在文化大學當助教。 柏楊和孫觀漢教授，蒐集我在西德僑報和在台灣報章刊登出的文章，為我在1979年元月，透過星光出版社出版《虞和芳選集》。書名由柏楊定名，他也為我寫序，內中的一篇 《陌生客》 戲劇，還由柏楊安排在中國文化學院戲劇系演出。他們對我的提拔恩情，令我畢生難忘。這導致我日後繼續耕耘，在自然醫學和文藝方面，在文化溝通方面的努力。 人和人之間的機遇真是奇妙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