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到給Gauweiler小孩們照相和在慕尼黑的一段回憶 虞和芳 6.10.24.發佈

夢到給Gauweiler小孩們照相和在慕尼黑的一段回憶 虞和芳 6.10.24.發佈 夢中Gauweiler的一家出現，他似乎很忙，妻子小孩就留在我這，我給他們拍照。後來G來接他們回家。 G是學法律的，我們認識他時，是在1976年左右，那時我們在為中國的工程師來到慕尼黑Siemens公司學習，受到對方那裡住處的不公正的待遇。他們來時，是兩人住一間房間，一天要付每間房間60馬克；後來來更多的中國工程師，四人擠在一個房間，中方要付住宿費同一間房間加價到120馬克，貴一倍，這樣太貴，又不准搬出去到別處住，那時中國駐Bonn的大使館尚進先生請我們以民間身分跟Siemens公司聯繫。 我們認識慕尼黑Abendzeitung晚報社的跑外勤的主管Werner Meier記者，請他將這件事登報說明，並跟當時政府部門的兩位市議員，Gauweiler和Vogelsang聯繫，這樣此事一炮打響，Siemens在慕尼黑的總裁Dachs跟我們聯繫此事，問出來由，於是准許中國工程師搬出到別處去住。慕尼黑上海飯店的毛老闆娘，很熱心，認識一些旅社老闆，她找到可以搬到市中心物美價廉的旅社，中方很滿意。 這是Siemens此事在慕尼黑上海飯店中國人大家合作的結果。據說毛老闆娘還捐給中國一輛小型Bus給中國。 自此之後透過Gauweile市議員，我們認識巴伐利亞的州長Strass，凡是有中國來訪的高官如上海市長，北京公安局的副部長，警察局的team來訪，Gauweiler請我當義務免費的德國德方他私人的德文翻譯，在這期間，我們認識衛生部的副部長，他在我們組織的中國醫學週的一本德文厚厚的出書，還題字。 我們在1981年，接到中國衛生部的邀請，參加北京的國際針灸協會，我們請巴伐利亞電視台健康部門的首席一塊陪同，他擬拍攝一部中國醫學的電影，我們拿到簽證，還受到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黃華的接見，我曾聽過父母說，父親以前就認識他，他的原名，在父親過世時，還重複講出他的原名。他們同時為在燕京大學的代表。我就在黃華接見時，突然想起此事，報出家父大名，黃華一聽大喜望外，馬上問我家父的情況，我說他已在台60歲時過世。黃華就在人大安排晚宴，邀請我們和我們一起的巴伐利亞電視台，健康部門的首席 Dr v Wimpffen一起赴宴，中方還有衛生局的局長一起出席，周勤為翻譯員，這樣成為我們在1984年舉辦的中國醫學週的先聲。 自此黃華伯伯還邀請我們成為他的私人客人在長城協會開國際會議時，我們住在他們私人家。他那時當長城協會的會長。住在他家時，他講述許多我從來沒有聽過家父講述他們之間友誼關係。家祖父留日時，認識蔣介石，後來家祖父任東三省的鐵路局局長，跟張作霖等很熟。因為東北受到日本人的勢力滲透，情況很複雜，家祖父就辭職返回浙江，他的後繼人，跟張作霖一起在一輛火車上被日本人炸死。 當時1976年Gauweiler是德國最年輕的議員，他學法律，還沒有結婚，我們認識他後，他請我們為他找一位中國人幫忙他的家事，那時我們跟慕尼黑的武漢餐廳的天主教的宋學仁（又名高安德）老闆很熟，他是山東人，跟隨一位天主教副主教以其廚師的名義，帶到德國，他為天主教在慕尼黑開設一家餐館，為中國學生提供協助，設立天主教的出谷月刊，天主教的神父辛達謨管照顧中國天主教的學生，給予獎學金等的事宜。他想接出他在山東的唯一兒子，但是在那個年代很困難，透過我們介紹的Gauweiler議員，得以一步步的將家人和他的兒孫們全部接到慕尼黑。起初是兩位讀中學的孫女，她們很聰明，在德國兩位都拿到博士。 宋先生待人接物，很誠懇，聽他說，他在八年抗戰時，負責情報工作。這是他改名換姓的原因。有次得以返回家，妻子要他多留一些時候，但是他有義務責任在身，不得不離開，妻子在他離開後，自殺而亡，唯一的一位兒子由他的姐妹代為扶養養大成人。 宋先生在香港和台灣有認識人，那時大陸並沒有開放，他就到香港和台灣，為到德國的台灣學生盡力。他對西德僑報很支持，我在西德僑報幾乎每期都寫文，那時此雜誌社都是憑海外的中國人和飯店老闆在支持，都是請中國人以義務抄寫和寫文，作為聯繫中國人的刊物。後來它受到台灣政府支持，給以稿費，我也因為診所忙碌，就沒有再寫稿。可惜此報後來停刊。至於Gauweiler在政治上青雲直上，得到博士，後來成為巴伐利亞的副內政部長，我們一直有聯繫。不時在報紙上還看到他的消息。這是兩天前看到記者訪問他的報導，得知他在一場法律案件上，幫助被德國沒收俄國人的財產，Gauweiler得勝的消息，是此夢的前因後果。同時想念起在慕尼黑的一段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