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德SZ報紙上讀到一篇有關Ignaz Kögler的報導 虞和芳 5.5.18.

在南德SZ報紙上讀到一篇有關Ignaz Kögler的報導     虞和芳     5.5.18.

300年前，在1716年Ignaz Kögler啟程到中國傳教。那時遠道到中國去的教士，多半就都過世在中國。可說這是一條單行道，有去無回。

他們一點不怕，遠離家鄉，到言語不通的陌生地方，他們不擔心未來會是什麼，他們在本國都是飽學之士，精通好幾各國家語言文字，有些還是來自養尊處優的貴族家庭，但是他們本著宗教的熱忱，滿腹經綸，歷盡千辛萬苦，來到從所未見到的中國國度，憑著他們的知識，在中國朝廷內，取到一席舉足輕重之地，如修改中國的日曆，建立天文台，大的鐘錶，把歐洲的科技帶到中國，把他們的經歷撰書寫信到歐洲，他們對中國和歐洲文化的交流盡到很多的貢獻。

他們的路途不是一帆風順，有些路上被海盜搶劫，有些染上疾病，中途過世。有些在所到的國家，受到逮捕，冤獄，被放逐。

其中Ignaz Kögler算是很幸運的一位，在中國他只遇到一些災難，如在四川成都碰上李自成，張獻忠的攻入一，大肆屠殺，他必須為他們效力，被豪格擄獲帶到北京。此外他沒有受到太大的挫折，但是卻在歐洲遇到教宗頒布的法令，使他的傳教工作受到很大的阻礙。

傳教士們在清朝抵達後做的第一件事，按照滿族的習俗剃頭和梳一個辮子，穿中國服裝。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深入研究和學習所有複雜宮廷禮儀。Kögler起了一個中國名字—戴進賢。

直到世紀之交的耶穌會士採取非常聰明的方式傳教，對待中國信仰基督教的教徒。中國的統治者都非常寬容其他宗教，但嚴格地限制要依照中國的規範和習俗：對祖先的崇拜和尊重孔子的學說。

早期耶穌會士採取隨鄉入俗的方法 - 儒家實際上不是一個宗教，而是今生務實的學說；崇拜祖先跟基督教福音沒有直接衝突。然而當Kögler遇到教皇Clemens XI.克萊門特十一世紀的新命令，必須結束這種傳教方式。教宗命令，不准許中國人拜祖先。就在Köglers來到中國的幾個星期前，這個公告已經傳到。皇帝憤怒，傳教士面臨一種不溶性的兩難境地：要么他們聽從教皇 - 從而所有以前的成功化為烏有，或忽視教皇的命令，並冒著被逐出教會。

這無法解決的衝突使得IgnazKöglers餘生蒙上一層陰影，尤其是在康熙皇帝於1722年去世，雍正即位，對基督徒不再寬容。 不過Kögler的工作在朝廷得到最大的讚賞。太陽，月亮和行星和日食和月食的準確預測的運行的計算使中國人對傳教士的日曆信任，非常重要。

Köglers工作場所是舊的建於1442南部城牆的天文台，這是康熙用最先進的儀器所建造的天文台。 Kögler與他的夥伴August von Hallerstein 劉松齡構建一個新的渾天儀，確定天體的上升和設定時間的設備。 1720年一月康熙任命 Kögler為天文台主任，五年後雍正甚至為他頒發了第二等級的高級官員的榮譽稱號。

30年來，Kögler為一位努力符合他職業的傳教士，同時也是皇家官員的身分。這是一個艱苦的獻身。 Kögler最後10年生活，他患腎結石和痛風，兩次中風。 1746年 3月29日，第三次的中風，結束生命。皇帝捐贈200兩銀子 - 十件絲綢的葬禮。

西部城市門外，耶穌會士有自己的墓地。 有63 位耶穌會修士埋葬在那裡，包括Ignaz Kögler。今天，那裡為中國共產黨的 Kaderschule 軍事訓練學院。在其庭院仍是幾世紀前的耶穌會教士的墓碑。

參考南德SZ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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